那篇澄清文章发布后的第三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问鲤堂。

阿彩正在院子里给新收的学生们上课——如今问鲤堂的学生已经从最初的五个增加到了十二个，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五十二岁，挤在院子里站成了一排。阿彩站在他们面前，手里拿着一只木偶，正在示范如何通过手腕的转动来控制木偶行走的姿态。

她刚讲到关键处，余光瞥见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人没有进来，只是站在门槛外面，静静地朝里看着。阿彩定睛一看，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夹克，背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拿着一部相机。他的肤色黝黑，脸上带着一种常年在外奔波的人才有的风霜感。

阿彩示意学生们自己练习，然后走到门口：“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中年男人看着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举起相机，快速地按了一下快门。咔嚓一声，阿彩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镜头。

“抱歉抱歉，”中年男人放下相机，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职业习惯，看到好的画面就忍不住。我是《泉州晚报》的摄影记者，姓庄。”

“记者？”阿彩的警惕心立刻提了起来。前几天的网络风波让她对媒体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戒备。

庄记者显然看出了她的顾虑，连忙解释道：“别误会，我不是来挖料的。我今天是来送东西的。”

他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阿彩：“前两天我在整理报社的老照片库，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交给你们。”

阿彩接过信封，打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沓照片。

最上面的一张是黑白照片，边角已经泛黄，带着明显的岁月痕迹。照片上是一座古厝的大门，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上面写着两个字——“栖梧”。大门敞开着，可以看到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刺桐树，树冠如盖，满树红花在镜头中定格成一片模糊的深色。树下站着几个人，有老人有孩子，都穿着几十年前的旧式衣衫，对着镜头露出拘谨而质朴的笑容。

阿彩的目光落在那块木匾上，心里猛地一跳。她认得这座古厝——这是林栖梧的古厝，也是她现在住的地方。但照片上的“栖梧”看起来比现在新得多，门前的石板路也还没有被岁月磨损得坑坑洼洼。

她继续往下翻。第二张照片拍的是古厝的正厅，厅堂中央摆着一张供桌，桌上供着一尊木偶神像。那尊神像大约一尺来高，彩绘已经有些斑驳，但依然能看出精致的工艺——头戴官帽，身穿蟒袍，手持笏板，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神态威严中带着一丝慈悲。神像的底座上刻着四个小字：“相公爷。”

阿彩知道“相公爷”是泉州木偶戏的戏神，几乎所有木偶戏班子都会供奉。但她在问鲤堂没有见过这尊神像，林栖梧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第三张照片是一群人的合影。背景是古厝的院子，十几个人站成两排，前排坐着几位老人，后排站着几个年轻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只木偶，有的举过头顶，有的抱在胸前，有的搭在肩膀上，姿态各异。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自豪而满足的笑容，像是刚刚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阿彩的目光停留在前排正中间的一位老人身上。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斜襟盘扣衫，手里没有拿木偶，而是拄着一根乌木拐杖。她的面容清癯，目光深邃，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沉静而有力的气场。

阿彩认出了她——是吴姨。那个在连排之夜悄然出现、看完演出后又悄然离去的老太太。

“这些照片……”阿彩抬起头，声音有些发颤，“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报社的资料库里。”庄记者说，“我们报社早年做过一组关于泉州古厝和老手艺人的专题报道，这些照片就是当时拍的。前段时间资料库数字化整理，我负责扫描这批老照片，看到‘栖梧’这两个字，就想起了你们问鲤堂。我记得你们好像就住在那座古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