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问题被打印出来，放在会议桌正中。

“谁能决定她有没有错？”

行政原本准备的复盘小组名单有七个人，五个向我直接汇报，另外两个的预算由我审批。名单后面写着“独立调查组”。

我把“独立”两个字划掉。

“这只能叫内部复盘。”我说，“先别给它戴一顶做不到的帽子。”

秦舒也不担任负责人。她从事故发生起就在给公司提供法律意见，能够协助界定证据、程序和披露风险，却不能一边审查自己参与过的建议，一边对外宣称完全独立。

公司规模不大，没有一套现成的法定专门委员会等着启动。我们能做的是把调查范围、人员利益、取材权限、费用、回避和报告去向写清，再请不在原决策链中的专业人员参与。它不替代平台、监管、司法或审计程序，后续若有依法要求，原始材料照实提供。

临时小组也没有执法权。它不能强迫外部供应商交出超出合同和程序的资料，不能给任何人定行政或刑事责任，更不能用一份内部报告阻止顾客继续投诉。能做的，是查清公司自己掌握的记录、判断流程为何失效，并提出可执行的控制。

人员遴选用了半天。

一名外部纺织质量专家负责材料、测试与放行链，一名熟悉组织治理和劳动流程的律师只做程序顾问，不与秦舒同所，也没有BQ、供应商和主要渠道的现有业务。内部由财务、客服、质量一名非原审批人员和员工代表参与。

员工代表不由我点名。人事先说明工作量、保密边界和不因参与影响绩效，再由符合回避条件的人自愿报名、匿名确认。愿意参加的人不多。有人怕看见不该看的资料，有人怕最后报告还是我说了算。

一位客服报名后又撤回。她说自己家里靠这份工资，不想以后每次开会都猜老板记不记得她投过什么票。

撤回不留在主管绩效记录里。最终代表由报名者按内部规则确认，另设一名观察员；他们只接触履职需要的材料，顾客身份信息继续去标识，不用“调查”两个字打开所有权限。

员工代表提出，参加调查的工时和可能加班怎么记。人事将会议、阅卷和访谈列入工作时间，超出正常安排按适用规则处理，不要求他们白天完成原岗位全部任务、晚上再来监督老板。主管不得以业务落后扣参与者绩效。

费用从被冻结的品牌活动预算里挪出。合同按工作阶段和交付付费，不与结论、索赔金额或融资是否恢复挂钩。外部人员提交利益冲突说明，若发现与供应商、工厂、投资人或主要渠道存在关系，必须披露并决定回避。

“谁批准最终报告？”财务问。

“他们形成报告。”我说，“我不能批准一份调查自己的结论。”

公司仍需要有人接收、落实和决定是否依法对外提交。临时安排将报告同时送现有股东权利体系下可接收的相关方与外部程序顾问，原始异议作为附件保留。我对涉及自己的事实认定和整改表决回避，可以提出有证据的书面回应，不能让秘书直接改正文。

宋远的百分之十五股份没有让他自动成为调查负责人。他是关键事实参与人，也在部分流程中承担管理责任，既不能由我排除，也不能由他给自己下结论。他按时间接受访谈，提交原始记录，对会议纪要有更正事实的权利。

第一份材料清单比我想的长。

从最早提出六周，到全渠道停售，所有原始版本、批注、会议纪要、签字、群消息、检测、留样、领料、仓库进出、生产通知、订单映射、工单、退款状态、平台与渠道沟通都要固定。停售后的公关稿版本、直播回放和处理数据也在范围内，因为善后是否继续误导同样需要查。

技术问，要不要给调查组一份管理员全库账号。外部程序顾问拒绝。材料由清单、时间和权限分批调取，保留谁提出、谁导出、谁查看；确需追到原系统时再开受控访问。调查不能成为把顾客数据复制到更多电脑的理由。

我的工作手机和电脑进入保全范围。

我先想到的是成人教育课程、家人消息和与宋远的私人聊天。它们混在设备里，不代表都与事故有关。信息人员按已确定的时间、人员与事项条件提取可能相关记录，私人无关内容不进入普通调查材料；若边界有争议，由程序顾问先审，不由我删除，也不由同事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