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多少？”我问。

电话那边停了一下。

“很高，医生都说要注意。”

“收缩压、舒张压多少？在哪家医院？”

“你爸都这样了，你先问一串数。”李秀兰的声音立刻带了哭腔，“你回来看看不行吗？”

数字不能替医生诊断，也不能证明他没事。至少它能告诉我，母亲说的“高了”来自一次真实测量，还是只来自父亲听见诉讼后发了一场火。问清楚不是把人当表格，是先决定该叫急救、去门诊，还是继续在电话里互相责怪。

我站在律师楼一层大厅，门外的人不断刷卡进出。她没有回答急诊、住院还是门诊，也没说医生做了什么处理。过去只要她说一句身体不舒服，我会先转钱，再请假回家，到门口才知道是头晕、邻居一句闲话，还是弟弟要交新的费用。

“如果正在急诊，把医院和科室发我。我直接联系缴费窗口。”我说，“如果已经回家，把诊断、处方和票据拍清楚。”

“家里人还会骗你？”

“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把手机递给陈晓辉。他先说爸是听到我被起诉才气成这样，又说镇上卫生室量到一百七十多，建议去市里复查。他今天请假陪着，让我先转两万元，检查和路费都从里面出。

“现在人在哪里？”

“家里。”

“有没有胸痛、呼吸困难、意识不清？”

“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头晕。”

“卫生室有没有让他立即转急诊？”

“说最好去大医院查。”

这和“医生都说要注意”终于对得上了一部分。血压高需要认真处理，不等于我必须在没有检查、票据和医院信息时把两万元转给陈晓辉。

“你带他去正规医院。挂号信息发给我，必要费用我可以直接付医院。”

“你连两万块都信不过我？”

“对。”

陈晓辉以前拿过我转回家的生活费、学费和家里维修款。那些钱有多少真正花在原事项上，我没有完整票据，也不准备在父亲不舒服时翻出一整本旧账。信任已经不足，就把这次医疗支出走可核的路径。生病不会自动把过去所有模糊款项变清楚。

他说了句难听的话，李秀兰又把手机抢回去。她开始算我小时候发烧是谁背我去医院，父亲摔伤时家里有多难，又说邻居都知道女儿开公司，亲爸病了却不肯回。

“学校电话是谁找的？”我问。

“我打你原来的号你不接，只能找学校。妈能有什么办法？”

“你有现在这个号码，也有公司公开电话。不要再向学校问我的课程和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