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桂兰用熨斗压住旧纸样的一角，省得它卷回去。

“你们要我证明哪一句？”她问。

秦舒说：“只证明您亲自参与的事实。哪天收到什么，做了哪些修改，交回了什么。记不清就说记不清。”

方桂兰瞥我一眼：“这句比她说得像话。”

我没还嘴。她桌上那条样裤确实比我像话。前腰有拆过两次的针眼，侧缝留着蓝白两色线，裤腿内侧还写着一个快被磨掉的“二”。第一版穿上像盔甲，我当时恨不得把它塞进柜底，现在却怕有人碰坏。

粉笔线本身没有日期。

方桂兰习惯在纸样上画、擦、再画。她不在每一道线上签名，更不会为了两年后可能发生的投诉，举着当天报纸拍照。桌上能找到的，是第一次试版服务报价、我转的一万八千元预算中的分笔付款、面料寄到工作室的快递记录，以及她给我发的几张进度图。

进度图有原文件，也有一张被我转发到另一个群后重新保存。后者显示的日期晚了十二天。

“这张不用。”我说。

“可以保留，但得解释它只能证明当时转发，不能单独证明最早拍摄。”秦舒把两张并排，“原文件的创建信息也不是圣旨，要和设备、聊天、快递、付款以及其他人的亲历相互对。”

我过去最爱一张能定输赢的截图。做直播时，后台一条曲线就能让所有人加预算或换话术。到了证据桌上，每张图旁边都跟着一句“只能证明到这里”。

方桂兰翻出第一次正式报价的底稿。

最初我连六百条起订都凑不齐，只付打版和样衣的钱。报价备注里写着三种身形路径待验证，没有写直弧、中弧、深弧。那三个名字是后面五十人试穿、三轮修改后才定的。形成得慢，反倒没有一份从第一天就预言全部结果的神奇方案。

“第一条为什么改？”秦舒问。

“她要腰上加一圈松紧。”方桂兰指我。

我咳了一声。

“宋远说一圈都加，腰是松了，人也容易往下掉。”她继续说，“后来先看坐姿、前裆和臀腰差。第一版前腰留量加得笨，坐下鼓，站着也像借来的。这里拆过。”

她用指甲挑起一小截线头，没有拔。

旧样裤的腰头里侧没有BETTY QUEEN织标，只有方桂兰用铅笔写的试样编号。品牌名当时还没确定。纸袋里另有一张裁坏的腰头片，粉笔标记和第一版照片能对上，边缘却被潮气洇软了。

我伸手想把它摊平，方桂兰拍开我的手：“现在别补救。折成什么样就先拍什么样。”

专业人员给纸袋、纸样、样裤和散片分别编号，记录从谁手里接收、当前状态和拍摄时间。是否需要拆线查看，要等双方确认目的和取样方式；为了拍一张漂亮剖面把唯一旧样拆坏，后面就没法复核。

第二版才把饭后变化和活动量分开考虑；第三轮在实际试穿反馈上形成三种弧度。方桂兰能说修改动作，不能替参与者证明每一句原话。罗姐和另外两位试穿者的确认只覆盖各自到场的日期、穿过的样裤与当时提出的问题。

快递单证明样衣在哪天寄出，不能证明纸样内容；付款能证明服务关系，不能证明每根线都属于我；照片能看见修改状态，拍摄人和原文件还要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