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红，今年二十六。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我这副身子骨。生在农村，风吹日晒大的，娘胎里带出来的丰满，该有的地方都有分量，走在村里的土路上，那是实打实的曲线。村里人背后嚼舌根，说我这身材是“养汉身”，克夫。可我不在乎，我觉得这是老天爷赏饭吃，是我作为女人的本钱。

但这本钱，在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却成了没人看的废铁。

男人是个病秧子，从小身子骨就弱，三十不到的人，咳起嗽来像个破风箱。家里几亩薄田全靠我撑着，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收成也就够填个牙缝。看着隔壁家男人在外打工挣了钱，给媳妇扯了花布，孩子嘴里嚼着肉包子，我心里的火就一股一股往上窜。

同样是女人，人家怎么就能穿得光鲜亮丽，孩子能吃上白面馍？而我只能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饿得肚子咕咕叫，还要应付那病秧子日复一日的药罐子。

“红啊，咱也出去吧。”男人躺在床上，面黄肌瘦地看着我，眼里满是无奈和愧疚。

我咬着嘴唇，眼泪掉在那满是补丁的炕席上。出去？谈何容易。女人家孤身一人，哪有那么好混的饭吃？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同村的二狗子回来了。

他穿着亮堂的夹克，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在村里走了一圈，风光得不得了。他拍着胸脯跟我说：“红姐，跟我走！沿海那边的工地缺人，女人家也能干，搬砖、和泥、看材料，啥都要。只要肯出力，一天能挣好几十！”

几十块！这在当时，可是我在地里刨大半年都未必能攒下的。

我看着二狗子，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二狗子倒是挺仗义，看我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掏钱给我买了张卧铺票。那可是卧铺！我长这么大，只在电视上见过。他自己却缩缩脖子，买了张站票。那一刻，我心里是真的感激，觉得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晃荡着，把我们拉向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繁华世界。

夜色渐深，车厢里的灯昏黄暧昧。硬座区挤满了人，臭脚味、烟味、还有那挥之不去的汗酸味，混在一起。二狗子在那边挤着，我一个人躺在这柔软的卧铺上，心里既兴奋又惶恐。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离那些陌生的、充满了金钱味道的城市这么近。

火车晃荡着，我穿着那件唯一的的确良衬衫，扣子扣得紧紧的。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劳累，让我有些晕车，太阳穴突突地跳。我迷迷糊糊地靠着车窗，看着窗外倒退的树影，心里盘算着到了工地该怎么干活，怎么挣钱，怎么把那个病秧子和家里的债都还上。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贴了过来。

我猛地惊醒，刚想张口喊，一只粗糙的大手就捂住了我的嘴。

我吓得浑身僵硬，双腿本能地蹬踢，却被一只更有力的臂膀死死按住。

“别喊！沈红，是我！”

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急促的喘息。

是二狗子。

我愣住了，他不是在硬座那边吗？怎么跑上来了？

车厢里的其他人都睡熟了，只有我们这节卧铺的小空间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燥热。

二狗子的脸凑得很近，他的呼吸喷在我的颈窝里，带着一股劣质烟草和汗水的味道。他的手不老实，顺着我衬衫的领口探了进来，一把攥住了我的一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