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赵卫东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真正的伙计。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铺子里的货摆好，扫地、擦柜台。

老林在柜台后面打算盘，偶尔让他去送几包洋火、几捆干菜。

赵卫东拎着布口袋，走街串巷，把南市的小胡同走熟了。

哪条巷子通哪条街，哪个拐角有伪警察的岗亭，哪段路晚上没有路灯，他都记在了脑子里。

白天他在街上走，晚上他进空间。

天津的空间和北平的没什么不同——六亩地，十只鸡，五只鸭，两头猪，加工厂二十四小时不停。

水稻又熟了一茬，收了三百斤大米，小麦收了三百斤白面。

新扩的两亩地里，棉花已经开了白花，再过十几天就能收；大豆结了荚，鼓鼓囊囊的；蔬菜又收了一茬，黄瓜、西红柿、韭菜、芹菜，堆在储物格里，摞得老高。

他把新收的粮食码好，又把鸡窝里的蛋捡了。

十只母鸡每天下七八个蛋，五天攒了四十多个，浅褐色的壳，一个个圆滚滚的，握在手心里沉甸甸的。

他蹲在鸡舍门口，手伸进干草堆里，指尖碰到还带着母鸡体温的蛋壳。

两只母鸡挤在角落歪着头看他，咕咕叫了两声。

他捡完蛋，顺手往食槽里添了一把饲料，又转头去看鸭舍——水坑边的草窝里躺着三只青白色的鸭蛋，比鸡蛋大一圈。

他把蛋收进储物格，拍了拍手上的草屑，退出了空间。

半个月的时间，他摸清了天津黑市的情况。

天津的黑市比北平大，也比北平乱。

北平的黑市集中在南城那几条街巷里，赵卫东心里有数。

天津的黑市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南市有一片，租界边上有几片，码头附近也有人在摆摊，卖的东西五花八门。

什么人都有——从日本兵偷出来的军需品，到码头上卸下来的走私货，再到乡下人挑进城的菜和粮食。

价格乱得厉害，同一个东西能差出三倍。

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话”。

北平有瘸三，后来有赵卫东。

天津没有。

不过天津黑市上的人都提起过一个名字——“白爷”。

老林坐在柜台后面，一边扒拉着算盘珠子，一边跟他讲：

“白爷是天津的老人了。以前在码头上混，后来开了个茶馆，三教九流都去他那儿喝茶。”

“日本人来了之后，他没倒，也没靠上去。”

他把算盘一推，声音压低了一些。

“他跟谁都能说上话，但谁的人也不是。”

赵卫东听完，没有多问。

第二周的周末，老林让他去了一趟码头。

天刚擦黑，码头上已经没什么人了。

几艘货船靠在岸边，船上的灯亮着，在水面上映出一片昏黄的光。

赵卫东沿着码头走，拐进一条巷子。

巷子里有人摆摊，卖的是从船上卸下来的货——布匹、罐头、洋油桶子，什么东西都有。

摊主蹲在墙根底下，也不吆喝，有人问价才开口。

赵卫东蹲在一个卖布匹的摊子前，拿起一匹布摸了摸。

布是粗棉布，颜色灰白，手感粗粝，但密实。

他正准备问价，余光里扫见了一个身影——旁边隔了两个摊子的位置，一个穿深灰色长衫的男人正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块布料在翻看。

他把布放下，站起来，卷起袖子，露出手腕上一块旧手表。

赵卫东的手停在了那匹布上。

那个人是杨先生。

他没有看赵卫东，像在认真挑货。

赵卫东也没有看他，把布放回摊子上，站起来，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头，步子不快不慢，像任何一个挑完货觉得价不合适转身离开的人。

身后没有脚步声跟上来。

走出巷子，拐上码头边的路，夜风从海河上吹过来，凉飕飕的。

他走了一段路，在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前面停下来，买了两毛钱的栗子，用纸包着，揣进怀里。

他往巷子口扫了一眼，没有人跟出来。

杨先生还在巷子里。

他没有追上来，也没有让人跟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