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东在根据地待了三天。

第三天一早，猴子在门口等着。

穿着一件灰布棉袄，棉袄太大了，空荡荡的，领口缝了一块补丁，补丁的布颜色不一样，深一块浅一块。

头上扣着那顶破毡帽，帽檐压得很低，嘴里叼着一根草棍，草棍在嘴角晃来晃去。

脚上穿着赵卫东给的那双新布鞋，鞋帮子上沾着露水。

“粮商，该走了。”

赵卫东从屋里出来，棉袄已经穿好了，扣子系到最上面那颗。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土坯房。

墙上糊着报纸，报纸泛黄了。

油灯放在桌上，灯芯烧黑了。

炕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

他没什么要带的，东西都在空间里。

赵刚站在院子门口，穿着一身灰军装，衣服洗得发白。

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看着他，没说话。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递过来。

布包不大，粗布缝的，边角裁得不太齐。

赵卫东接过来，掂了掂。

不重。

“路上吃。”

赵卫东把布包揣进怀里，点了点头。

李云龙从院子外面走进来，步子很大，踩得地上的土噗噗地响。

腰间的驳壳枪随着步子晃来晃去，枪柄上的红绸子在晨风里飘着。

脸上那道新伤疤颜色淡了一些，从粉红变成了浅红，针脚还没拆。

他走到赵卫东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眼，忽然伸出手，在赵卫东肩膀上拍了一下。

“粮商兄弟，下次来，咱老李再请你喝酒。”

赵卫东点了点头。

李云龙把腰间的水壶解下来，塞进赵卫东手里。

水壶是军用的，铝制，漆皮磕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银白色的铝。

壶身上刻着三个字——“李云龙”。

字迹歪歪扭扭，用刺刀尖刻的，笔画深浅不一。

水壶沉甸甸的，里面装满了水。

“拿着，留个念想。”

赵卫东看了看那个水壶，铝皮磨得发亮，壶盖的链子断了，用麻绳系着。

他把水壶挂在自己腰间，拍了拍。

“李团长，谢了。”

李云龙咧嘴笑了。

伤疤皱了皱，他不觉疼。

转身走了，步子还是那么大。

推开院门的时候门板撞在墙上，砰的一声，赵刚在后面皱了皱眉，弯腰把门扶住。

李云龙已经走远了，大嗓门从巷口传过来，“老赵，别忘了今天的会！”

赵刚应了一声“知道了”，那点声音在空旷的巷口被风吹散了。

赵卫东跟着猴子出了村子。

村口那棵大槐树底下，几个老人还在，手里拿着烟袋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一个老太太蹲在门口择菜，看见赵卫东，把手里的菜搁在盆里，在围裙上擦了一把手。

“走啦？”

老太太的声音很大，带着浓重的保定口音。

“走啦。”

赵卫东说。

老太太点了点头，又蹲下来择菜。

猴子的步子很快，和来时一样。

上山，下山，过河，钻林子。

赵卫东跟在他后面。

来时的路走了三天，回去的路走了两天半。

猴子的步子更快了。

下山的路好走，不用爬坡，但膝盖吃不住劲，酸，胀，像灌了铅。

过河的时候水还是那么凉，刺骨。

赵卫东咬着牙，没哆嗦。

回到保定的时候，天刚黑。

老木在柜台后面擀面，擀面杖在案板上一下一下地擀，声音很有节奏。

看见赵卫东进来，他把擀面杖放下，在围裙上擦了一把手。

“吃碗面再走？”

“好。”

老木下了两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

面条是手擀的，宽窄不匀，但筋道。

赵卫东把一碗吃完了，汤也喝了，额头上沁出一层薄汗，后背也出了一层，棉袄的领子湿了一圈。

老木蹲在门槛上，端着自己的碗，吸溜吸溜地吃面，吃得很响。

“刘掌柜，老周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老木把碗里的汤喝完了，用袖子抹了一把嘴。

“没有。一切照旧。”

他站起来，把碗收了，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小纸包，递过来。

“车票。明天一早的车。”

赵卫东把纸包揣进兜里。

第二天一早，赵卫东坐上火车回北平。

慢车，逢站必停。

车厢里还是没什么人，几个穿灰布棉袄的农民蹲在车厢连接处抽烟，烟雾从车门缝里钻出去，被风卷散了。

一个穿长衫的商人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

赵卫东靠窗坐着，手里拿着藤箱，搁在膝盖上。

窗外是大片的麦地，麦苗比来时高了一截，绿油油的。

阳光照在麦田上，亮得晃眼。

火车到北平的时候，是下午。

赵卫东下了车，拎着藤箱走出火车站。

站前广场上人很多，有接站的，有等车的，有卖东西的。

一个老头扛着糖葫芦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糖葫芦在稻草靶子上插着，红彤彤的。

赵卫东从他身边经过，老头喊了一声“冰糖葫芦——”，他没停。

敌我识别系统启动。

扫描半径内灰色光点多，蓝色光点两个——一个在南城分局的方向，一个在德兴茶馆的方向。

红色光点没有。

他关掉系统，出了站。

回到棉花胡同的时候，天还没黑。

何大清院子里的烟囱冒着烟，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

何雨柱蹲在门口剥蒜，蒜皮扔了一地，白生生的蒜瓣码在碗里，碗里已经堆了小半碗。

看见赵卫东，他扔下手里的蒜，从门槛上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