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一楼时，李秀兰已经哭了十二分钟。

前台没有计时给她看。时间来自物业事件记录：十点零四分进入大厅，十点零五分要求上楼，十点零七分坐到门牌下，十点零九分开始用手机直播。

安全负责人先在电话里给了三条安排。没有人堵住大门，始终给两人离开的路线；员工不靠近争抢设备，也不以“保护陈总”为由发生身体对抗；我若下楼，保持公共区域、开放门和在场见证，不接受被拉进车辆、楼梯间或关门房间。若有人身体不适，医疗处理优先，不能用围观判断真假。

这些安排没有发成全员动员。多数人继续退款、盘货和开会，愿意暂时离开临窗工位的可以换位置。公司不能一边说家务不该侵入工作，一边让两百多人停下来替我站队。

镜头先拍她自己的脸，后来转向前台和公司门牌。前台侧身避开，不抢手机，也不叫员工下来证明我是好老板。大厅另一侧还有来办仓储结算的司机和两名应聘者，行政把他们引到会议区，从别的通道上楼。

陈国良站在闸机旁，手里拎着一个塑料文件袋。他没哭，反复问保安：“她公司都是我女儿的，我进去看看怎么了？”

保安只回答办公区需要预约和授权。

“她是我生的，授权还不是我说了算？”

这句话在空大厅里很响。

我没有立刻走到镜头前。秦舒还在路上，物业负责人和公司行政都在场。我先确认闸机关闭、办公区门禁正常、员工没有被要求留在工位围观；再让技术暂时隐藏前台访客屏上的内部姓名和预约事项，避免直播把别人的信息带出去。

李秀兰看见我，从地上站起来。

“你终于肯见妈了。”

她把旧毕业照举到手机前。照片里的我穿着借来的学士服，那年还没有拿到毕业证，只是在同学拍照时试穿过一次。她对直播间说，家里砸锅卖铁供我读书，我发达后不认父母，如今公司出了大事还不肯听家里劝。

一名应聘者经过时被镜头带到半张脸，行政请李秀兰调整方向，并给应聘者说明可以改走另一边、重新安排面试或离开后另约，选择不影响招聘评价。对方最后选择上楼。没有人让她在陌生人的家庭冲突里证明公司仍然专业。

在线人数我没有看。一个数字不会把家事自动变成公共裁判。

“停止拍摄无关员工和访客。”我说，“这里是办公场所。你们没有预约，不能进入办公区。个人事项按我昨天发的文字渠道处理。”

“我拍自己女儿犯法吗？”陈国良问。

我没有站在大厅里替任何具体拍摄行为下法律结论，只重复实际要求。物业也告知，不得阻塞闸机、影响其他访客或持续拍摄明确拒绝入镜的工作人员；如不配合，将按场所管理和现场情况处理。

李秀兰把镜头更近地对着我。

“大家看看，她对亲妈就是这个态度。她弟弟愿意来帮她，她怕家里人分她的钱。”

“陈晓辉没有公司授权。”我说，“请不要对外声称他能代表公司。”

“你弟不要你一分钱！”

“那也不代表他有职位。”

她开始翻旧账。父亲受伤时谁借的钱，弟弟读书时家里多难，梁志峰当年垫医药费后她怎么托人送过土鸡蛋。每一件都被系到今天的公司门禁上，好像爱过、养过、求过人，就能换一张永久通行证。

我没在直播里掏银行流水。那些资料有它们该出现的程序和范围，不能为了赢大厅里的围观，把全家病历、学费和转账摊给陌生人。